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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之子傅敏回忆往事

2016-08-29 11:42:35 来源:随便吧趣名网 责任编辑:趣名网

傅雷之子傅敏

许多人都知道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对这个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傅敏却知之甚少。傅敏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难中始终没有泯灭的正直和善良感人至深。 

傅敏10年前从北京七中退休,他踏踏实实地在那里工作了大半辈子,退休前的职称是英语特级教师。傅敏说他很少提及家中“感到心痛”的往事,特别是每年到了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的日子,他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把积压在心里的悲痛都发出来。

在傅雷诞辰100周年,傅敏破例,向本刊述说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傅家往事——

年少孤僻影响一生

实际上,我对父亲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入的。在中学时代甚至大学,我认为父亲只不过是个翻译家而已。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在我整理出版父亲的著译后,我对父亲的认识才开始深入。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先生在《永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文中,评价父亲是“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的翻译巨匠。”如今,好多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都把父亲作为研究课题。

父亲一辈子给人的印象是躲在书房不问世事,做了大量卓越的翻译工作。但是在我看来,父亲除了在翻译领域的耕耘和贡献,更值得我怀念的是他那高贵的品格。他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最后选择悲壮地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我的祖父很早就含冤入狱,染上了痨病,24岁去世,当时父亲只有4岁。奶奶不认字,但非常有见识。孤儿寡母,从偏僻的乡村来到当时人称“小上海”的周浦。父亲对我讲过,在他小时候,奶奶对他管教极严,几乎整天把他关在书房里读书,看到窗外绿树成荫,蝴蝶纷飞,父亲非常渴望外面的世界。

不过,奶奶也是个善良、明事理的人,在族中很有威望,许多族里的事情都由她仲裁。父亲小时候很聪明,也非常调皮。他好几次偷吃祭祀的供品,被奶奶痛打;父亲那时念书念烦了,就变换花样,自得其乐,例如念到“孟子见梁惠王”时,他自作主张改念为“孟子见梁惠王,一块棉絮换两块糖”,奶奶听到了,对他又是一顿痛打。

父亲的少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顽劣。他12岁到上海南洋附小读书,因为离开了奶奶的严厉管教,自由无度,调皮捣蛋,结果被开除了。之后转到了天主教会学校徐汇公学(现在的徐汇中学),念了3年,又因反宗教,再次遭开除。17岁时,他带头闹学潮,为了躲避抓捕,奶奶把他弄回了浦东。

书是念不下去了。当时父亲有一个勤工俭学、在法国学纺织的表哥顾仑布,他动员父亲留学。父亲的姑母很开明,在她的劝说下,奶奶答应让父亲去留学,但唯一的要求是,让他走前与一个远房表妹订婚——也就是我母亲。于是,父亲订婚后于1928年初去了法国。

父亲的童年时代,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没有多少欢乐,更多的是苦难与寂寞,这养成了父亲孤僻和乖戾的性格。这一性格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也使他后来很难以适应社会,拒绝从俗,最终选择闭门译书,也由此成就了中国一个伟大的翻译巨匠。

吃透了罗曼·罗兰的心

父亲留学和一般留学生目的不同,他根本没打算混一个学位镀金,而是为了获取知识,真正学到东西。他的语言悟性很强,去法国半年就能进行基本的法语对话。

父亲在法国时,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读了罗曼·罗兰翻译的《贝多芬传》后,他嚎啕大哭。这部书为感到彷徨的父亲指明了方向。罗曼·罗兰小说中的主人公,都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具有伟大品格的人。这些人对父亲的影响非常大。

有一位法国专家,是个中国通,来到中国,发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柜里,都放着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在法国,这本书几乎见不到了。他觉得很奇怪,于是买了一套来读,读后他才明白为什么这部书在中国那么流行。他说,这部书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傅雷的翻译比原文还好,傅雷吃透了罗曼·罗兰的心!

父亲和文艺界不少名人都有很深的交情,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对文艺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有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上海筹备黄宾虹画展,父亲比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小50多岁,两人却成了忘年交。当时黄宾虹人在北平,日本人要给他开画展,他是很有骨气的人,拒绝了。黄宾虹从北平把画作寄到上海,父亲在上海编画册,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他还写了一篇文章《观画答客问》,这是第一篇研究黄宾虹画作非常重要的论文。

后来,父亲还写了评张爱玲小说的文章,也是研究张爱玲最早最重要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同时也严厉批评了她的一些作品。当时张爱玲不以为然,但是在晚年,她也认同了父亲的见地。

和刘海粟的决裂

人们评说比较多的是父亲和刘海粟的关系。在法国时,刘海粟曾请父亲做翻译,把父亲当成左膀右臂。父亲还说服法国文化部,买了一张刘海粟的画收藏。1931年冬父亲回国,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任课,教美术史和法语,还担任办公室主任。当时父亲只有23岁,一边教书,一边翻译《罗丹艺术论》,还写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作为教材。尽管这本书要讲的是美术,却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等融会贯通,非常引人入胜,到现在也很受欢迎。

父亲在上海美专工作的时间很短,也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过于直白。当时,有个在学校任教的画家,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大厅里,父亲看到了,毫不客气地说:“这种水平的画怎么可以挂在大庭广众之下呢?画得还不如学生!”这么一来,本来他是想改革教学的,但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原因,最后把自己“改革”掉了。

父亲和刘海粟“决裂”,也是因为他太耿直。当时上海美专有个叫张弦的教授,也是父亲留法时相识的画家,是个很出色很有才气的画家,素描非常棒。但是他得病死了,而死因和生活穷困有关。父亲认为张弦的死和刘海粟有关,认为刘海粟办学太商业,对年轻教授过于苛刻。于是,在张弦的遗作画展筹备会上,父亲和刘海粟发生了激烈争吵,彻底闹翻,一下子就断绝关系20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父亲和刘海粟都在政协,才恢复关系。

其实连我父亲也承认,刘海粟对他本人不薄。但是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对事不对人。他认为对待朋友和艺术一定要真诚,不平则鸣。

搭上反右末班车

1947年,父亲翻译了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美苏关系检讨》,并写了一篇文章《所谓反美亲苏》,结果受累了一辈子。其实斯诺的书90%是批评美国,10%是批评苏联,写得比较客观。父亲懂外语,了解的东西很多,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清楚,所以文章是据实而写,既中肯又切中要害。结果就受到了所谓“左派”的批判,说傅雷走中间路线,对他进行了批判。父亲在反驳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武断往往并非恶意,而由于天真,惟其天真,才会有宗教热情,才会盲目,才会偏狭,不把人类先定了原始罪恶而后宽恕,怎显得上帝的慈悲与宗教的伟大。不来一次十字军与异教裁判所,怎么显得神的威严与真理的神圣不可侵犯?近代思想界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外创造了一个新宗教。其迷人之处与可怕之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论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后来,在1957至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又旧事重提,批判我父亲。

父亲究竟是怎么戴上右派帽子的?直到几年前,周而复才告诉我其中的内幕。当时,对父亲已经开了九次批判会,父亲坚决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上海的领导已经准备保护他过关,让柯灵去做我父亲的工作,动员他只要做个检查就可以过关。开始父亲不同意,后来柯灵反复做工作,父亲终于同意了,由柯灵起草检查。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到了上海,说上海右派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数量不够。结果为了凑数,父亲的名字被加到了右派名单上。这是1958年的4月底,父亲郁闷地搭上了反右的最后一班车。

那时,我想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哥哥傅聪,告诉他这些事情,但是母亲不让。其实哥哥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气氛的变化。这一年的8月,哥哥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实际上,哥哥当时选择出走英国,不惜背上“叛国分子”的名声,也是被逼无奈。因为从国内传出来的消息是,父亲不仅被打成了右派,还成了反革命,被抓了起来,这个消息传到哥哥耳朵里,让他感到震惊。

本来,他在波兰的学业要到1959年结束。而1958年6月,中国大使馆就不断催他回国。经过和波兰政府的协调,毕业考试提前到1958年的12月。就在这个时候,哥哥决定到英国去。当时为了在欧洲各国演出方便,他的护照是各国通行的,因此不存在手续上的障碍。哥哥于圣诞前夜,登机去了英国。到达伦敦后,他给自己定了三条规定:第一不入英国籍,第二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第三不去台湾。后来,经纪人求他,因为不入英国籍没办法演出,他才加入了英国籍。

被打成右派,哥哥出走,都令父亲的晚年生活痛苦不堪,心灵备受煎熬,身体也非常不好。因为长期工作,他的腰不好、眼睛老流眼泪,医生说,你再这么下去,眼睛要瞎掉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翻译了近150万字。其中,最主要的是翻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我到现在才明白,父亲戴着右派帽子翻译《艺术哲学》,是为了解脱自己的痛苦,离开这个现实,在艺术的世界里神游。

为了调养身体,父亲开始学着种花,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模有样,一丝不苟。他种了50多种玫瑰花和月季花,那些花开得漂亮极了。花开时节,里弄很多邻居都来观看。那时父亲的朋友为了帮助他摆脱苦闷,送他碑帖让他练书法,结果他的毛笔字也练得非常好,他年轻时的字很漂亮。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父亲的书法开始敦厚含蓄,既体现当时的处境,也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苦闷。

写给哥哥的最后一封信

早在1958年父亲被划为右派的那天,他就想走不归路。那天他半夜两点多才回家,母亲急死了。父亲当时是考虑到我还在念书,考虑到我哥哥傅聪在波兰留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没有走绝路。否则按照他的性格,当时就走了。

1966年,在他自杀前一个礼拜,我在北京,曾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是妈妈接的,已经感觉气氛很紧张,但我当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后来听父母的老朋友讲,在他自杀前两周,曾经与朋友聚会商量过,大家知道要劝我父亲留下是不可能的,竭力劝他让我妈妈留下,这也是不可能的。后来我想,妈妈还是走的好,要不,以后这么多苦难,肯定落在我妈妈一个人身上,她怎么承受得了呢?如果我在上海,有可能妈妈会留下,但也有可能我跟他们一起走了!

现在看来,父亲对死早就有准备。在新版的《傅雷家书》中,增加了一封父亲写给哥哥的信,这是他写给哥哥的最后一封信,过去没有发现。在这封信里,已经流露出父亲赴死的念头。

这封信曾经刊登在香港的一家杂志上,是前几年陈子善教授发现的。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给儿子和儿媳的。父亲在信里写道:“……有关凌霄(傅聪儿子)的点点滴滴都叫我们兴奋不已,尤其是妈妈,她自从七月初就不停数日子。‘一个月后凌霄就过生日了;三星期后凌霄就过生日了’;昨晚她说:‘现在只剩下三天了。’那语气,简直像小宝宝就跟在她身边似的。”“你们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成长,真是赏心乐事!想象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封信字里行间,已经预示父亲走向不归路的决心。

1966年8月底,父母接连遭遇抄家和“批斗”,9月3日,父亲傅雷和母亲朱梅馥一起留下遗书自杀身亡。一个细节是,在自尽前,他们先把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目的是不让方凳被踢倒时发出声响,让别人发觉。赴死的决心是如此坚决。在父亲最后的遗嘱中,他把一切都做了详细的交代,那么平静,那么坦荡,就好像出远门旅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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