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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两个悲壮英雄卢象升和孙传庭

发布时间:2016-09-24  作者:趣名网

明朝历代诸帝中,崇祯是个后人最同情的可怜人:辛苦十七年,劳心劳力励精图治,却内外败绩不断,打击连连,百官更是昏聩无用,不是混事就是败事。到最后大厦将倾,北京沦陷,落得悲情上吊煤山的下场。临终前撕心裂肺高呼一句“诸臣误我。”几个世纪以来,也总令后人心痛。

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

要论崇祯最可恨之处,对照他悲情的命运,可能有些残酷。但一个事实却是:崇祯与一个铁腕君主最大的差距,不是勤劳,而是用人。

他在位时期,曾经无比信用的臣子们,对照后来李自成占北京后的表现,绝大多数都十分的不堪。最被他宠爱的内阁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一个被李自成查出贪赃,私吞的白银埋的家里满地窖都是,另一个主动卖身投靠,为了表忠心在农民军战士面前慷慨激昂,大骂崇祯无道,结果连打崇祯打了一辈子,素来暴虐的农民军大将刘宗敏都看不下去了,上来就是俩个耳刮子:崇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竟这么说他!

就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说,崇祯这辈子,真是瞎了眼。

要说他用过的人,一个好人没有,当然也不对。但更严重的情况是,即使遇到了靠谱的臣子,他也不会用。

至少有两个人,倘若他能用对,不会亡得这样快。

第一个人,便是卢象升。

明朝两个悲壮英雄卢象升和孙传庭

苦命卢象升

崇祯知道这个人,还得从他在位第二年,皇太极首次破关南下,兵临北京说起。当时大明防线崩溃,各路援军畏缩不前,十九岁的青年皇帝,第一次体会到心寒齿冷的痛苦。

却有一个年轻人,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卢象升,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面对凶悍的满洲八旗和烧杀劫掠的惨相,这群从未见过刀兵的民兵,以及那位相貌俊秀的知府,非但毫无惧色,反而群情激昂,多次积极请战,嗷嗷叫着要去玩命。至于卢知府本人,更屡次建言战事,对战局的分析和战略的制定,各个都丝丝入扣,事后对照,十分靠谱。

于是崇祯也记住了这个靠谱的人,记住了他的聪明,睿智,带兵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热血与忠诚:卢象升。

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中进士。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

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却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

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崇祯三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

到了崇祯六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

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

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上面这几条,几百年后几个湖南书生有样学样,打造出了一支深远影响近代中国史的铁血强兵:湘军。

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

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

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

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

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

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

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

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却不愿搀和,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

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

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

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

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

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

卢象升的殉难,好比一根擎天大柱轰然倒塌,但除了卢象升外,当时大明,还有另一根坚实柱子:孙传庭。

悲情孙传庭

说到孙传庭,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他是大明朝最后的希望。

这个希望的破灭,其实是被崇祯自己掐灭的。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于是崇祯八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

而当时的他,面对的状况,甚至比卢象升早期还困难,此时的陕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更严重的是,卢象升早期练兵,崇祯尚能保障物资军饷。到孙传庭这里,却穷的叮当,最多只给十万两白银,其他要啥都没有。但孙传庭很淡定,只给朝廷提一个要求:不给钱我认了,但我要干什么,朝廷也别管。

孙传庭要干的,其实就是俩事:筹饷,练兵。到任后先通过强力手段,收回大量军屯土地,部队有了保障,然后恩威并施,逼迫陕西当地的大户与富商分担军饷。硬是从这些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身上,源源不断的敲出银子。上上下下的权贵,也就给得罪个遍。

但孙传庭却不怕,因为他手中也练出了一支强兵:秦军。比起卢象升有充足时间练兵,孙传庭干脆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当地民风尚武凶悍,战斗力本身不差,孙传庭到任后严明纪律,保障军饷,上上下下士气大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凶悍的秦兵,从饷银到粮食,大多都依靠孙传庭收回的军屯以及陕西当地富户的供应,极少让朝廷买单。性价比极高。

有了这样一支性价比极高的军队,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就这俩事,把杨嗣昌给惹怒了。

崇祯十一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

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

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

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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