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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的死因是什么?关于卢作孚之死真相

2016-09-22 11:55:04 来源:随便吧名字频道 责任编辑:趣名网

卢作孚是爱国企业家,社会改革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北碚的开拓者,他领导了1938年的人员物资自武汉、宜昌向四川的大转运。他是工矿团体西区选出之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那么,卢作孚的死因是什么?卢作孚为什么要自杀?下面是卢作孚幼子卢国纶讲述的关于卢作孚之死真相。

卢作孚之死

卢作孚之死的背景

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父亲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父亲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父亲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才。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国,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而很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1925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经过苦心经营,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领民生公司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尤其是现场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保存了工业命脉,而最为后人所称颂(详见2002年3月21日本报文章:《抗战时期: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编者)。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1951年初,父亲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在此期间,我和妻子冯俊兰决定放弃在重庆大学的学业,报考西南铁路工程局会计统计人员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我为此事发电报并写信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回电赞同,父亲又写信鼓励我“不问在任何环境,必求前进”。1951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铁路训练班学习时,父亲在给我的信中提及我二姐卢国仪正在参加土地改革。父亲在信中称土地改革是“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并断言“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受人民欢迎”,对国家民族复兴的热忱向往之心,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1952年1月20日,父亲又曾给二姐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父亲一生中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表现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外,还殷殷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做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这封信中,丝毫看不出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什么问题。

卢作孚之死的原因

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自父亲返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卢作孚之死的经过

2月8日下午,母亲到位于观音岩的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后,便到张家花园路来看我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卢晓南,傍晚才回到民国路家中。据母亲事后回忆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大约7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母亲考虑到近来父亲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母亲才派温师傅去叫我,我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的我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母亲和我为父亲守灵,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笼罩着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们母子难以承受,凄清、孤苦和震惊之情,是我永世也难以忘怀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我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父亲留下的遗嘱。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我家里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父亲走了,但是他活在了人们心里。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长在当天父亲出殡之时,拉响了船上的汽笛,为父亲送行。他说,是卢作孚把我从一个水手培养成为一个大船的船长,我应该纪念他。这样的事例,让我们全家人都忍不住热泪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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