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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诗词特色详细分析

发布时间:2016-05-24  作者:趣名网

龚自珍6.jpg 

诗作特色

政论、抒情和艺术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丰富奇异的想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2]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词作特色

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谭献则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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